讲政治的柏林电影节又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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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2-17 19:00:19

科学新生活网讯:在这届柏林电影节开幕片《凯撒万岁》发布会上,乔治·克鲁尼被问及为欧洲难民做了什么时,气急败坏的他反问:你又做了什么?与此同时,科恩兄弟也被问到是否会拍摄难民题材电影。

之所以难民问题会成为此次发布会的一个焦点,与本届柏林电影节声援难民“幸福的权利”有直接关系。介入政治社会议题,也一向是柏林电影节的风范。

与“难民公约”同生共长的柏林电影节

尽管科恩兄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还老生常谈着复述电影与政治关系的“艺术家标准答案”:“不应该只拍‘政治需要’的主题电影。”“如果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应该用电影讲述这个特别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人的说法非常荒谬”。

不过,柏林电影节本身从来就不对自己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遮遮掩掩,从不拉扯电影“艺术自律性”的大旗,来刻意避开反映时局、立场鲜明甚至指控性强硬的最新作品。而今,当欧洲尤其是德国面对史无前例的难民危机,因巴黎恐袭和科隆火车站跨年大规模性侵而重现包容议题上的左右对立,乃至于欧盟和申根存在的基础——消除国界的自由迁徙——都首次产生可疑性之际,关于难民题材的电影、以及招待难民一起看电影,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必选项。

本届电影节的主旨是“幸福的权利”。有十几部关注民众逃离战争的影片将参加论坛单元,而且主办方也计划举办一系列活动帮助难民,包括邀请难民在当地志愿者陪伴下参加放映会加强文化交流,在柏林电影节主办工作中实习等。主席迪特说:“我们认为有必要接触现实社会,而不只是在红毯上开怀大笑。”而去年,有110万难民涌入德国。

根据1951年联合国通过的《难民地位公约》第1条规定,难民是指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那么难民们所拥有的权利也就包括消除恐惧、追逐幸福。

巧合的是,柏林电影节同样开始于1951年,这座二战后百废待兴首都的西部,开始热烈地欢迎外国电影、拥抱外国朋友,既是某种对纳粹历史的赎罪,又是一次重塑文化形象的努力。因此电影节主席迪特.考斯雷克在阐述今次“幸福的权利”主旨时,就强调:“我们展现出对难民的支持态度,并不是因为电影节出于愧疚,该愧疚的应该是那些政客、军火交易商、股票投资者以及其他冷血的人。他们从中渔利又伪善地侮辱难民,将他们指控为罪犯和恐怖分子。”

电影节本就没任何理由愧疚,如若二战后柏林依然不欢迎外国人,那就彻底没有电影节了。相反,在如今极其严峻的难民潮形势下、在老欧洲这块追求族群共处的“新试验田”出现严重排异反应之时,电影人的良好夙愿很可能会被讥讽为矫情的圣母心、等着被狼吃掉的现代东郭先生。而电影节打出的“接受多样性”和“宽容”等旗号,会否又像巴黎恐袭后满大街拉起的“我们不怕”一样,尴尬着成为感动自己的鸡汤以及恐怖分子耳边的笑话。

明星们如何言说欧洲难民潮?

欧洲难民潮问题再是有争议,满足战乱国度人民自由迁徙的“幸福权利”始终还是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因此,明星们对此问题再是有着进一步思考,也不可能对“政治正确”之事表示出任何疑虑。

参政议政排头兵乔治.克鲁尼在《凯撒万岁》后就与夫人一同拜访了总统默克尔,这位左派心中的“人道主义英雄”、右派口中的“将毁灭欧洲文明的罪人”。乔治表示,“我完全赞同她的政策,我们美国应该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更多贡献”。可在科隆火车站跨年夜大规模性侵事件之后,“她的政策”已经动摇,成为了“难民在战争结束后须回国,他们在德国所获取的只是临时居留身份”。

主席迪特就难民回家的问题,也在一次访谈中举例说明:2013年最佳演员银熊奖获得者Nazif Mujic,是来自波斯尼亚的罗姆人,通过丹尼斯·塔诺维奇的电影《渺生一页》演绎了自己的故事。后来他和家人返回柏林寻求避难,我们作为柏林电影节负责人,就有了特殊责任。可是他的祖国被认定为安全国度,我们无法改变法律,他们只得回到波黑。其实,默克尔在强调战后难民须回国这一举措时,举的例子也正是波黑,1990年代从前南斯拉夫前往德国的70%难民已经返回。

明星参与难民救助,早已不是多么特别的新闻。不过与乔治.克鲁尼、西恩.潘、安吉丽娜.朱莉、贝克汉姆、梅西这样心忧天下、以身作则的业界良心相比,有些明星就彻底算是在作秀了。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探访海地难民营时,因为要给她举办鸡尾酒招待会,刚从一线救援现场回来的全体联合国急救员们被赶出唯一的空调营;一名英剧男星去南苏丹难民营后烂醉如泥,还勾搭营里的女难民;一位美国名流在印尼海啸后拜访亚齐难民营,为了喝上冰镇饮料,“借走”了一位救援人员30岁的礼物——一台小冰箱,而这名员工已经为安排大明星的接待行程忙碌了好几个星期。

自然灾害、瘟疫内战,帮助这些悲剧造成的难民,确实是社会资源和关注度充分的明星义不容辞之事,青红皂白分很清的支持表态也实在不是一件难事。可到了当下的欧洲难民潮问题,似乎从明星自己到公关团队,都一道陷入表达乏力的“知识黑洞”当中。球星们踢场比赛将门票收入捐赠给难民服务中心,影人们催促国际社会重视难民问题,都是较为安全保险的策略。似乎只有卷福本尼迪克特敢公开指责英国首相卡梅伦反应过慢、救助不力。

毕竟明星们从来就不是普通网民,没法当一个正义感十足却毫无建树的键盘侠,在网上对这次挑战欧洲价值的难民潮提出明确的看法和建议。

文化碰撞:沟通越深,距离越远?

弘扬“幸福权利”的柏林电影节在继续。观众们在主竞赛单元看到了反映2013年10月那场造成359名非洲偷渡客溺死地中海悲剧的《海上火焰》,纪录片导演吉安弗兰科·罗西在以高度实验化的方式拍摄《罗马环城高速》并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之后,此次以当地少年和非洲难民的两个人物,去隐喻“此处和彼处”的矛盾和相遇;论坛单元的《海损》同样聚焦这片追求幸福的死亡之海,让一艘地中海邮轮与一只超载难民的橡皮艇相遇;新生代单元的《流星街》关于18岁黎巴嫩难民在柏林的生活;王兵纪录片新作《德昂》像一台冷静的行车记录仪,跟随缅甸巴郎族(中国称德昂族)的女人老人和孩子们逃往中国边境。

历年的金熊奖作品,也不乏难民题材。2006年那次,殊荣给了波黑电影《格巴维察》,片中的母女俩在战后并未像他们同胞、《渺生一页》的真实男主角那样,申请到德国避难,而是留在萨拉热窝相依为命。“波斯尼亚是我发间的鲜花”,对于最多有一丁点挨饿记忆的九零后,这是学校灌输的无聊诗歌;对埋藏悲痛记忆的母亲,这是让她们承受凌辱又无从抱怨的血与蜜之地。电影里这些敏感易碎的角色,犹如萨拉热窝千疮百孔的危楼,平静中等候决堤,决堤后渴望谅解。相信我,在德国政府认定已经“足够安全”的那座城市里,大部分人都能平静地给你讲述类似的悲剧故事。2003年那次,由阿富汗真实难民出演的伪纪录片《尘世之间》获得大奖之时,电影宫外的波茨坦广场挤满了正在抗议美军入侵伊拉克的市民。

作为电影节主席,迪克记得一些因为共同热爱电影,而让敌对国影人们相互沟通的美好瞬间,这让他坚定地相信,文化碰撞是柏林电影节真正的魅力所在。其中一次是在新秀训练营,400名参与者学习结束后去到一个最具德国特色的咖喱香肠售卖点,根据参与者宗教信仰和民族,折扣券被分为了带猪肉和不带猪肉两类不同颜色,“两名以色列年轻人突然来到我右边,他们希望通过我介绍,去认识我左侧的三个阿富汗年轻人”。

可这毕竟是对他国文化抱有极强好奇心和包容心的艺术圈,场景一旦更换,世界就不一定那么美好。同样还是迪克,在去年的伊朗德黑兰就有着不同经历,那还是在一所大学里关于文化沟通的讨论会,学生们肯定都知道贾法·帕纳西这个在伊朗算作敏感词的导演名字,甚至可能早通过各种渠道看了不太可能在当地公映的金熊奖作品《出租车》,理应持有某种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可或许是“我们可以自嘲自己,但不容外人批评”的正常心理,或许是厌烦了西方总拿贾法·帕纳西说事的唠叨,交流会中后排有人站起声称,“我们的文化和信仰注定排斥互相沟通和理解”。迪克惋惜地表示,“随着这次讨论的结束,交流变得不再可能”。

其实,还是关于伊朗、还是处于柏林电影节、还是一度寄望沟通带来的多样性和包容心,2013年那届曾有一部不起眼的纪录片《伊朗人》。片中那位伊朗裔法国导演多次前往德黑兰,试图说服当地人参与“同一屋檐下”的项目。被当局多次扣押护照后,总算找来四个口才极佳的原教旨分子,完成了一部给自己、家人和对方都带来好多麻烦的纪录片。在放映过后的问答环节,导演无奈表示,“我们交流沟通得越深,却发现彼此距离越远。”

而这种悲观,也注定潜藏于初衷和意愿良好、希望难民获取“幸福权利”的柏林电影节背后。毕竟,电影节只是一小部分文化精英的精神乐园,难民题材作品甚至只能说是满足知识分子消费怜悯心的绝佳载体,又真能改变难民在欧洲的处境吗?有着可敬道德感的欧洲电影人与带着可怜命运的中东难民,始终处于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两极,无论是文化座谈还是电影节,都在呈现“沟通越深、距离越远”么的悲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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